古人读书也标点


      古文无标点,通篇文字,此为常识。所以,为了让今人阅读无障碍,整理古籍,首先是施以标点。常听说前辈学者训练学子,课以标点白文十三经。我在日本指导研究生读原典史料,最初也想运用这种方式,复印了《四部丛刊》本,让学生直接译成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结果一做下来,就发觉没有标点的原典,学生做起来极为困难,有时会因错误断句而错译。因此,我不得不在课堂上加上一道程序,由我加上标点,然后再让学生翻译。

       为什么古文没有标点?学生不解,向我发问。
       我告诉学生,其实古代人读书也需要标点,叫做句读(音:斗)。不过,这种句读一般不体现在印刷上,而是由读者标上。
      

       事实上,对于没有标点的文章,古人读起来同样有阅读障碍。最近整理《钱塘遗事》,在卷2《庆元侍讲》条就看到一条史料:

    宋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

       经赵汝愚推荐,朱熹成为宋光宗的老师。朱夫子积极性很高,编了不少讲义进呈给光宗。光宗看了很高兴,就让朱熹把讲义加上标点再送来,以便阅读。

       光宗自幼在宫中接受严格的正规教育,阅读当代人写作的文字,应当不成问题。但他依然觉得没有标点阅读不便,所以才“令点句以来”。
       这件事尚保留有比较早期的记载,《两朝纲目备要》卷3光宗绍熙五年十月辛丑“是日命朱熹讲大学”之下载:

    上忽宣谕曰:“向日令卿写讲议册子,何久不进入?”奏曰:“未奉进止,未敢遽上。”上曰:“速进来。”初,熹既写成册子,欲点句读而未敢启。上忽曰:“可一就点成句来。”奏曰:“容遵禀进入。”

        这段原始史料很有意思,可圈可点。第一,反映了宁宗阅读文章,需要有标点;第二,反映了朱夫子并不迂腐,他遵照宁宗的指示,把讲义写好后,本想施以标点,但担心损伤宁宗的自尊心,让臣下觉得宁宗读不懂无标点的文章。由于有这样的顾虑,朱熹迟迟未将讲义进呈,直到宁宗催问,并明确讲,要他“点成句来”,朱熹才放心地将讲义加上句读进呈。

       宁宗依赖标点阅读不是特例。稍稍查阅了一下,我看到了宋高宗的例子。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条载:

       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安国因荐司勋员外郎朱震。

       胡安国虽然拒绝了高宗的命令,但也反映了高宗希望阅读有标点的《左传》,所以才让胡安国点句。比南宋高宗还有更早的例子。

        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引述司马光《日记》云:“黄昏进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鼓起读,点句攒点进入。

      看来皇帝读以四六文骈句为主的制诏,也要事先给加上标点。

 

宋代以后的皇帝在阅读文件时,也需要标点。明人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22载:

   凡表笺,洪武间令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

       朱元璋或许是个特例,他文化程度不高,并且对文人有几分本能的敌视,此外还有蒙古人白话诏敕的影响,他不喜欢文绉绉华而无实的四六文,要求官僚把表笺写成散文。在传世的明初诏敕中,就有不少是白话文体。即使是散文,朱元璋也难以完全顺畅地阅读,因此,他要求用红笔标点之后再行呈上。

      点句,不仅是皇帝为了扫除阅读障碍而行使的特权。古代普通的士人在读书时也要标点。
      点读古文,对于研习文史古典的学者来说,应当是基本功。圈圈点点,看似容易却艰辛。专业为这一领域的学子,皆应接受点读古书的训练。不能做过去的皇帝,指望别人的点读。缺乏这样的基本功,其他的各种训练都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功夫。

       标点古书,往往使名人出丑。记得鲁迅这样说过。点读古书,实际上就是文言阅读的训练。这样的功夫欠缺,即使是阅读或使用带有新式标点的整理本,也可能出问题。新整理本的标点如果有误,也不会有辨别能力,而被误导。

        新整理的古籍标点本,为读者阅读与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新标点本也不尽完美,标点错误往往而在,但毕竟有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