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开国以来逐步走向自盛而衰之路。清初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异族为“藩属”或“外夷”，同外国向无正常的外交往来，只有藩属国的定期朝贡。因此，清廷并无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礼部和理藩院四夷馆，分掌着有关朝贡和联络翻译事务。 到了道光朝西方列强对华贸易日益加强，同时文化侵略和武力威胁愈加不断，这使得清政府的外交不得不面对日益复杂严峻外交形势和军事挑战，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与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性质已与朝贡截然不同，只好委派临时性的钦差大臣负责办理谈判交涉事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用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这次战争的结果，堂堂“天朝”竟被一个甚至很多大臣还不知道它地理方位的小小“岛夷”打得满地找牙，订立城下之盟，开辟商埠，割地赔款。法、美两国接踵而来，要求“利益均沾”，清政府被迫相继和它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和广州为通商口岸，才设立了一个名为“五口通商大臣”的官职，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以负责通商交涉事宜。清廷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承认了它同西方各国已不是藩属关系，非礼部和理藩院所能管辖，因此筹办“夷务”顺理成章地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清朝开国二百年来的“奇耻大辱”，道光皇帝当然无颜开馆修纂《方略》。一直到了咸丰元年闰八月，咸丰帝允准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的建议，谕令设馆将与“外夷”来往交涉的档案编纂成书，避开《方略》之名，而称为《筹办夷务始末》。反映“夷务”的原始档案中，有皇帝下达的文书（即谕旨）、官员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即折片）等。这些档案在清代都有严格的保管制度。军机处综揽国家机要政务，于经办文件录副，其中一部分是和外国办理交涉往来的，如交聘往来、通商贸易、边界勘划、条约签订，以及就其他重要事件进行交涉、办理的情况。
 
         它们记录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发展演变的一般情况，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咸丰十年（1860年）起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保存各国驻华使节送致的照会、文书原件，也都是研究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清廷对这些史料历来讳莫如深。有关的机密文件，即便是一般大臣也难以窥见。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最高统治者在对外交涉方面心有余悸，往往委曲求全。咸丰即位之初，在一次为禁止天主教传教的对外交涉事件中，便谕令军机大臣称：“惟与外洋交涉事件，自应循守旧章，以杜哓渎，尤须随时应机通变，期于制驭得宜”，“凡事慎之于始，勿自我发端，转启将来饶舌也。”  

       《筹办夷务始末》是清政府咸同光三朝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从咸丰元年开始修纂，到六年九月修成进呈，用了五年多时间完成道光朝部分。该文献档案计录道光朝八十
卷，文庆等编；其后两朝继续加以续修，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其中：

• 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议禁鸦片开始，至二十九年止。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奏折、照会等档案约二千七百余件、二百二十万字。
• 咸丰朝起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迄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计收谕折、照会等约三千件、二百万字。
• 同治朝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

共收上谕、廷寄、拆片等约三千六百件、二百五十万字。综计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凡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前后包括了起鸦片战争前夕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约三十九年间清政府对外关系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重要档案资料约九千三百件，就数量来说，可谓洋洋大观。凡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所有的重要事件和问题，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外勾结镇压太平军情况、沙俄强占中国东北土地、租界问题、教案问题等等，都有所反映。从中可以窥见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在诸种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态度变化的过程，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必不可缺的基本资料。
 
        为了编纂《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政府组织了专门班子，投入了不少人力，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修纂的初衷是“书藏柱下，资考镜于千秋”，即只是供最高统治者借鉴之用。在全书恭录手钞装潢成册后，清廷不敢也不可能把这些外交档案、文书公诸于世，甚至严格规定参与编纂的人员，都要“毋稍漏泄”，因此关于编纂的起始经过，在《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中也都讳莫如深，没有一字提及，参与编纂各人见于《清史稿》的本传中，也毫不涉及个中情况。直至到清朝灭亡以后，随着清宫档案的被接收，这件事方始逐渐为世人所知。该书于1929～1930 年间由故宫博物院整理后影印出版，让珍贵的史料公诸于世，使公众得以了解清代外交事务详实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