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差异

    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涵盖了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全部内容。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刊行的两部古典文献大丛书。因此，许多的图书馆里都备有这两部书。但由于卷次浩繁，借阅、查阅都非常不易。有了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后，这些困扰都将不成为问题了。那么这两部丛书究竟异性何在，下面我们就粗浅地予以解读。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２０年开始印售的。四部，指旧目录学中四部分类法的“经、史、子、集”四部。编印之始，有用文言写的《印行四部丛刊启》，谈了这部书的“七善”（七种好处）。大意如下：

     一是，印的都是“四部”中常见常用的。

     二是，保存古书原本，不加剪裁。

     三是，用善本作底本。

     四是，善本聚在一起。

     五是，用石印法影印，缩小开本，册虽小而字体却不算太小，既便于庋藏又保存中国古书字大悦目的优点。

     六是，版型纸色画一，便于插架。

    七是，价廉，分期出，分期交款，有预约。

    第七点讲的是出版发行的事，其余六点，其实可以括成两个方面。一是讲的是有关内容的问题；其余讲的都是用石印法缩小尺寸影印一大批善本古书的问题。可见，印《丛刊》的指导思想有二：印四部常见常用书，影印善本。

    影印古书这并非新发明。中国的古书原来都是用木版刻印的。所谓影印，原来指把原书（不管是写本还是刻本）用纸照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复刻在新的木版上。刻得好的，几可乱真。

    大规模用石印法影印古书，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包括《丛刊》在内的商务影印古书，都是由张菊生（元济）先生主持的。张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有对古书善本的爱好，所以，在印《丛刊》时，虽然有两项方针，可常把着眼点放在影印善本上面。

      《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初编》）自１９１９年创议开编，１９２２年完成。其中包括影印的古书三百二十三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原列入，后单行），计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分订三十二开本线装两千一百册。在我国影印古书史上，这样快的速度实属空前。也是我们当代出版者至今还瞠乎其后的。１９２６年，商务重印《初编》，至１９２９年完成。这次再版，进一步贯彻了重视善本的原则，抽换了二十一种版本，给许多书加了校勘记。还是三百二十三部，可是增加到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种无卷数），两千一百一十二册。现在讲的《初编》，一般以再版本为准。１９３６年又出了一种１６开报纸印上下两叶的洋装大本，便于插架，又省地方，一般图书馆爱买来作开架阅览，供查阅用。

     《初编》所收书，大致都是学习古典文献的常见常用书，可是，着重版本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当时多数善本还归私有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作了极大的努力，四出借照。《丛刊》影印的第一流善本相当多。例如经部的《孟子》赵岐注，用原藏清内府的宋刊大字本；史部的《资治通鉴》，用涵芬楼藏宋刊本；子部的《列子》张湛注，用的是南宋初年杭州刻宋元递修本，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书目》著录，当时在铁琴铜剑楼，号称北宋刊本，虽然不确，却极为名贵；集部的如群碧楼所藏宋书棚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是群碧楼镇库之宝，群碧楼即由前两书取名。像这些第一流的版本，《丛刊》中屡见。有的现在看来不是最好的版本，但也属于当时能得到的第一流版本了。例如《白氏文集》，当时编者没有见到宋绍兴本，可不取明兰雪堂铜活字本和郭武定本，而毅然采用日本那波道圆木活字本，确有卓见。这个本子出于朝鲜木刻整版本，木刻整版本又出于朝鲜铜活字本，分四个单元，比较接近白集的原始面貌，和绍兴本的诗文分编大不相同，后来虽然影印了绍兴本，可《丛刊》这个本子还是不能轻视的，它更接近元、白二氏原编祖本。可惜未能影印朝鲜铜活字本，是个遗憾。当然，也有因片面追求稀见版本而产生问题的。例如，《花间集》现在能见到的两个宋本当时都在私人秘藏中，《丛刊》无法影印。此外最好的刻本要推明陆元大本；因为陆本传世较多，所以，《丛刊》舍陆本而用明万历玄览斋刊本。这个本子出于陆本而讹错多，又改动卷数，是不足取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常用书，当时旧书肆常见，所以《丛刊》不收，而收少见的《唐诗纪事》和《诗话总龟》。总之，从优缺点两方面看，都可看出《丛刊》重稀见善本的特色。

      这种特色在《丛刊》的《续编》和《三编》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续编》刊行于１９３４年，八十一种，五百册。《三编》刊行于１９３５年，七十三种，五百册。在这两套书里，只重善本，至于是否常见常用书，有时也就顾不得了。不过，经《续编》《三编》这么一发挥，倒真影印了许多稀见善本。大部头的如《三编》中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初编》原说部头太大不印的，《三编》还是看在远从日本搞来的宋版胶片来之不易，一横心，印了。《续编》中的《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据进呈钞本影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手稿本影印。也是一时盛事。再如部头小的，如宋张师正《括异志》，一向只靠影宋明钞本传其一脉，要没有《续编》影印，这部书的十卷全本，现在就只能上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去找。

    民国之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竞争的老对手。他们在教科书方面的激烈斗争，是尽人皆知的出版史实。此外，往往商务有什么，中华就搞什么：商务有《东方杂志》，中华就出《大中华杂志》；有了商务函授学社，接着就有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等等。商务出了《丛刊》，中华当然得出一部与其相抗衡的大型丛书，这就是《四部备要》。中华在善本藏书方面没有涵芬楼等凭借，《丛刊》珠玉在前，当时善本已被它网罗殆尽，因此，只能另辟溪径。他们看出《丛刊》只重版本不切实用的弱点，又仗着自己手中有一套从杭州丁氏那里买来的聚珍仿宋版铅字，于是，在１９２４年就开始分集地出《四部备要》了。《四部备要》（以下简称《备要》）自１９２４—１９３１年共出五集，收书三百三十六种，一万一千三百零五卷，线装分订二千五百册。１９３５年，又印行洋装十六开点句本。１９３６年再版并出缩印本，内容与初版相同。

    《备要》全部用精美的仿宋体铅字按旧线装书格式排印。在当时的活字铅印书中，是非常精美的。所收各书，以常见常用带注为主。阅读古典文献的人，如果不讲究版本，《备要》就比《丛刊》得用。例如《备要》的经部有三套书，十三经古注算一套，唐宋注疏又是一套，清代注疏又是一套。读经的基本资料就全了。史部除配套的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等外，表谱考证也有不少。这是《丛刊》所忽略的。集部采用了许多清代名注，例如，《王右丞集》用赵殿成注，《李长吉歌诗》附《外集》用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也用王琦注。这些虽是当时容易得到的书，可是《备要》收了，就比《丛刊》所收无注的《王右丞集》和杨、萧注的《李太白诗集》（《丛刊》用的郭云鹏本，还是个删节得很差的简本），还有前面提过的不带注也无外集的《李贺歌诗编》要切合实用多了。《备要》也很注意词曲，所收比《丛刊》多，且有系统。拿词集来说，《花间》、《草堂》、《绝妙好词》、《词选》、《续词选》、正续四种《词综》、《宋六十名家词》、《十五家词》、《白香词谱笺》、《词源》、《词律》、《词林韵释》，形成有系统的一套，足以应付一般读词需要。

    是不是《备要》在实用方面都比《丛刊》强呢？也不一定。今天看来，《丛刊》是中国近现代一部最大的影印古典文献丛书。《备要》则是一部较全的排印常用古典文献书籍的丛书。它们各有特色，可以互为补充，但不能彼此取代。如果认为，有了《丛刊》就可以不用《备要》，或者反之，那都是片面的。前面已经说过，《丛刊》的实用性不如《备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问题却需要从另一角度辩证地来看了。《丛刊》影印了许多古书，其中很值得印的起码占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影印，能选择的最佳底本，恐怕也就是《丛刊》所选的某些本子了。所以，对搞古典文献的人说，《丛刊》将要显得越来越有用。《备要》不如《丛刊》的版本价值大；后来的洋装本虽然点了句，也是旧式句读。中华和商务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种种不利条件下，用较快的速度出版整套的在当时算是价廉物美的大丛书，津逮学人数十年，爰及今日，微波尚传。这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是今人颇为值得学习借鉴的。